漆彩风华百千重

黄土高原的大地深处，时间在此织下了绵密的网，从而留下一丛勾勒文明的纹，绵延缱绻，最后凝成岁月的盛器，这便是山西绛州剔犀。剔犀是一门古老的雕漆工艺，具体说来，就是在特制胎骨上用红黑为主的色漆分层相间进行髹饰，当达到一定的厚度之时，再施以45度角的侧面刀刻，从而形成颜色殊异而富有层次的纹路。古人谓其“仿自犀牛肚脐之纹”，据说犀牛肚脐的四周都生有对称性纹理，纹彩华丽且状若兽面，在西域，人们视之珍贵，常把它制作成腰带上的饰品，随身携带。囿于所产过少，匠人们则尝试按其样式以漆制品仿制。是以，剔犀的故事便从此发端。剔犀与剔红十分相似，同为雕漆的分支旁系，尽管它有着更为丰富的色彩，但题材与纹样却相对固定，一般不雕山水人物、花鸟虫鱼，而多专注于流转自如、回旋生动的“云纹”，故而近代以来的剔犀工艺又被称为“云雕”。

剔犀起源于唐，定型于宋，兴于元，又盛于明。剔犀因王朝的兴盛而兴，因王朝的败亡而最后遗落民间。我国著名文化学者王世襄认为，剔犀作品主要产自山西的西南部，即运城市新绛县。新绛县古称绛州，在这里，长达1400多年的历史孕育出极为发达的传统手工业，号称“七十二行，行行俱全”。是以，新绛县为剔犀这门独特的工艺保留了绝无仅有的圣地。《新绛县志》曾明确记载，明嘉靖时期，绛州张凡娃历经千日磨炼，终于钻研出了独具绛州风韵的剔犀艺术品，继任者扈从如云，从此代代承袭。

受益于时代的积累，绛州剔犀成为剔犀工艺领域的集大成者。在这里，剔犀的纹样内容明显变得丰富——围绕杯、盏、罐、盒等精致器物发展出回纹、云雷纹、剑环纹、绦纹、如意纹等多种纹样，它们共同组成了绛州剔犀的纹饰坛城。同时，在这里涌现出了一大批技艺高绝的剔犀名匠。民国初年，绛州王思恭、薛仙基、赵普元三名漆匠均开设雕漆铺，制作桌、案、几等大型剔犀工艺品。他们的剔犀技艺传承绵延，惠泽后人。至2011年，山西绛州剔犀正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精绝的技艺辅以时间的加持，必将锻造出最精美的宝物。事实上，在不断发展掘进的过程中，绛州剔犀终究摒弃了最初的生涩，跟随岁月踱步，走向了鲜艳透亮。这方承载惊艳时光的艺术领地主要归属于黑剔犀、红剔犀、绿剔犀等常见剔犀。其中，黑剔犀需以红漆与黑漆相间髹涂并以黑漆为面髹成；红剔犀与之类似，但需以红漆为面；绿剔犀则是以绿漆为面，红漆与绿漆交替髹成。据《格古要论》记载：“古剔犀器皿，以滑地紫漆为贵。如胶（焦）枣色，俗谓之‘枣儿犀’，福州旧仿者，色黄、滑地圆花者，谓之‘福犀’。”宋代以黑剔犀居多，元明两朝则以红剔犀居多，到了近现代，棕红色、栗红色的剔犀制品则占据了最多的份额。

事实上，不论是何种品类的剔犀物什，都具备了其他漆器望尘莫及的“奇功”：充分的厚度使它能承受时间的考验，变得耐磨耐腐、防水防潮，并会随时间的沉淀而愈发厚重英朗、大器不凡。这份惟有近观才可得的美，同时也折射出剔犀的浓浓陈韵——乌间朱线。在莹亮的漆色深处，流畅的纹饰与朱墨相间的断面舒卷如一，最终凝成了那份最惊艳的光华。而所谓的“乌间朱线”，也曾在我国唯一的漆工专著《髹饰录》里被记载，即指刀口断面显露出的四道黑红相间的条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乌间朱线作为剔犀制品最璀璨夺目的精华所在，其绵密纹理的斩获来之不易：仅仅8毫米厚度的漆层，须凭恃细微的毛刷施以200次髹漆——其中每40次黑漆和每10次红漆相互间隔——才能髹出“四黑四红”的乌间朱线效果。

绛州剔犀之所以蜚声南北，不仅得益于匠人精妙的技艺，更得益于上乘的材料——大漆。大漆采自漆树。这种天然的汁液具备了防腐、防蛀、防潮、防酸碱及抗氧化等诸多优点。物以稀为贵，大漆亦如是。漆树的汁液孕育缓慢，产量极其有限：一株生长16年的漆树，一年产漆也不过250克。此外，繁复的采漆过程同样炼人心志。夏日三伏是采漆最好的时节，此时漆质最佳。炎炎夏日里，漆农需趁着清晨，奔赴上百里路到深山里去采割。割漆是采漆的第一步，即以特制的刀片将树皮小心割开，直至形成狭长的柳叶刃口，再将事先备好的密封口袋包住刃口，任由乳白色汁液顺着刃口慢慢流入其中。这番操作还要求采割者必须眼疾手快，否则，刚刚采下的漆一经与空气接触，便很快会被氧化成黑褐色。 经过百余次的攀援、千余次的采割，才能采割到一斤漆，正可谓“百里千刀一斤漆”。也惟其如此，其所制成的剔犀器件才能拥有千年不腐的神奇生命力。